奪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接連發生，單是11月份，已奪去六名工人的生命，觸目驚心。每一個不幸離世的工人，背後都有深愛他們的家人和親屬，每當想到這些破碎基層家庭的處境，更是令人傷痛。從勞工處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2024年上半年工業意外死亡數字，與去年同期比較，由9宗增加至11宗。其中工傷意外重災區的建造業，今年上半年的意外數字亦由1397宗增加至1443宗，反映情況不單未見改善，更有惡化趨勢。政府高官重覆地講「一宗都嫌多」，意外卻是一宗緊接一宗地發生，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勞工處官員呼籲業界不要「貪快貪方便」，口口聲聲會加強教育及宣傳，其實只是將責任轉移至個人身上，迥避了問題背後更核心的制度成因。須知道，員工自然需要時刻保持職安意識，但身處工地之上，工作環境、設備和所用工具，都不是員工可以自行話事；工聯會議員提出仿傚內地設立舉報機制，讓舉報違規個案的員工獲得獎金，只是將「篤灰文化」引入地盤，徒令前線工人增加壓力和矛盾衡突。勞工處無能，未有做好監督巡查檢控本份，絕無理由將責任推給員工。歸根究底，這些將社會問題聚焦於個別不當行為的建議，客觀上只是協助掩飾隱藏於背後鮮血淋淋的吃人制度———違例懲罰過輕、多層分判制度及投標價低者得，已有系統地形成社會對職業安全的蓄意疏忽。政府如不痛定思痛，盡快扭轉產生問題的制度根源，恐怕難以抑止持續不斷的工業意外繼續發生。 違例判罰過輕 縱容人為悲劇 人命無價，如因僱主疏忽引致致命工業意外，必須予以嚴懲，才能產生阻嚇效果。可是，以往法庭判處違例僱主，一般幾萬元罰款了事，一直為人垢病。縱然政府去年4月通過修例加重違例罰則，將最高罰款由50萬增至300萬元，仍然欠缺成效。今年4月，法庭判決首次引用新例檢控的一宗致命工業意外違例案件，結果只判僱主罰款5萬元，與修例前罰款無大分別，反映人命依然被賤待。是次判決懲罰明顯過輕，政府官員卻認為法庭判決「沒犯錯」，拒絕提出上訴。雖然法例有訂明監禁刑罰，但以往亦鮮有公司董事因違反職安條例被判處監禁。如此輕輕「放生」違例僱主，一條生命以區區數萬元了事，變相是縱容這些人為悲劇繼續發生。 更令人氣憤的是，當初政府建議修例時，原有方案設有針對嚴重罪行「與營業額一成掛鉤」的最高罰款規定，即是不設金額上限，這對於工程費動輒數十億元的財團而言，會產生真正的阻嚇力。但由於商界議員強力反對，政府便急急讓步，大幅降低最高刑罰金額。當時代表建制工會的一眾勞工界議員，無人對政府讓步提出反對，亦有份造成今天修例成效不彰的惡果。 層層外判罪魁禍首 職安責任不容外判 除此以外，建造業多層分判的長期陋習，令承建商不單將工程外判，連保障工人職業安全的責任也一併外判出去。承建商只關心施工效率，但求保住高額利潤，下線判頭以甚麼手段趕工，如何壓縮成本，任由他們各出其謀。一些無良判頭更不擇手段，為免影響地盤職安紀錄，甚至要求員工隱瞞呈報工傷或私了意外事故。這些地盤長期積存的惡習，令監管制度淪為兒戲，滋長為求趕工、不惜犧牲職安標準的劣質文化。現時勞工法例有明文規定，下線分判商走佬拖欠薪金，大判須承擔代償工資責任。但對於職業安全事故方面，卻未見有清晰界定大判的法律責任。政府必須從源頭解決問題，限制地盤多層分判，及明確規定總承建商須為分判商的職安意外承擔「共同責任」。 引入合約標書職安計分制 刻不容緩 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與多層分判制一樣，對工人禍害不淺。部份承判商為了投得標書，刻意壓低各項成本，以提升中標機會，就連關乎工人生命的職業安全也不顧。有關注工傷的團體便舉例指出，價低者得的投標制之下，承建商會傾向採用價格低的竹棚，而放棄使用較安全的金屬棚架，成為了高空墮下工業意外的一大元兇。政府雖然多番表示，如果承辦商涉及職業安全嚴重違規，將被剔除參加投標的資格。但這做法難以杜絕無良僱主以不同公司的名目投標，而且等待有意外發生才採取行動，亦未能防患於未然。政府實應該就職業安全引入投標評分制，而且須佔整體評分關鍵比重，以此豉勵承辦商入標時增加投放人手、資源及培訓以做好職安健，方為上策。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絕不應建築於犧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之上，眼見一個一個的生命，不斷被無情的吃人制度吞噬，手握政策大權的人，卻一直只是空談「高度關注」，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Graphic credit: rfacanto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