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週年的今日（2025年3月19日），香港勞權監察與19個在英港人組織一同參與由國際特赦組織英國分會（Amnesty Internaional UK）發起的聯署行動，去信英國首相施紀賢要求英國政府採取實際行動，對抗中共政權跨境打壓在英港人社群。
港11萬平台工人無保障 立法保障刻不容緩 香港外送平台戶戶送（Deliveroo）日前宣布撤出香港，承諾200名受僱員工可獲高於法定的遣散費補償，但「同人唔同命」，約一萬名為戶戶送效力的外賣員，無論年資多長，均不獲任何補償安排。公司僅回應指所有外賣員均為自僱人士，意即他們不受勞工法例保護，將連最起碼的法定補償金也無法獲得。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指不少外賣員已為戶戶送工作逾兩年，符合《僱傭條例》中俗稱418的「連續性僱傭合約」規定，理應享有遣散費、法定假日薪酬及工傷賠償等僱傭福利。事件再次暴露平台工人欠缺保障問題，港府應立即立法保障全港11萬的平台工人權益。 法庭裁決不一：同為平台工人為何待遇迥異？ 在法例無清晰界定平台工人身份及權益的情況下，工人遭剝削時，若勞資雙方調解失敗就唯有訴諸法庭，依賴法庭裁定平台工人的就業身份。但近年，香港法庭對平台工人身份的判決並無一致定論，進一步導致勞工權益受損。去年，「Zeek斑馬到家」六名司機入稟勞資審裁處追討欠薪，法庭以平台對他們的工作模式具有高度控制權為由，裁定司機為僱員。然而，在另一宗戶戶送外賣員工傷索償案中，區域法院卻裁定外賣員屬自僱人士，無權獲得工傷賠償，並需支付28萬元訟費。同為平台工人，卻因法律模糊地帶遭受截然不同的待遇，顯然不公。 長期以為，平台工人的權益未受重視，外界不斷有聲音要求政府修例捍衛平台工人權益，但政府拖拉超過三年半仍未交出方案。去年11月立法會辯論有關保障平台工作者的議員議案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曾稱，平台公司與工作者之間的合約條款不一，以一刀切方式界定身份未必適合，當局將透過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以及與平台工人的網上調查工作等，擬定適合香港的政策，預計今年首季完成相關工作，並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本月24日，委員會將正式討論數碼平台工作者的保障。 國際經驗：英國、台灣改革 全球多國已開始修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確立其僱員身份。歐美及新加坡近年已陸續修例加強平台工作者權益。英國去年提出《僱傭權利法案》，計劃引入保證工時制度，讓零工時合約工人可轉為固定工時，並要求僱主合理通知值班時間，若臨時取消或縮短工時，工人可獲補償。法案料惠及約100萬名工作者 ，當中75%為兼職工人，包括平台工作者，料今年內完成立法程序。 台灣則至少六個城市已制定保護外送員的法例，如台北與高雄, 兩地先後於 2020年3月及2024年8月頒布相關法例，要求平台公司為外送員提供工傷保險、舉辦培訓課程及在惡劣天氣下暫停外送服務。當局在去年10月更透露，計劃為電單車外送員建立更標準且透明的外送收費架構。
政府財赤連年，過去五年累積財赤逾5000億，扣除發債收入，財赤更是達驚人的天文數字。政府財赤連連，香港經濟一潭死水，掌握政策大權的一眾高官、議員實在責無旁貸。但今日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卻只宣佈高官、議員只會連同公務員一起凍薪，各項關乎民生開支卻成開刀對象，反映所謂「高官問責」、「共度時艱」只是空話，實質是殘民自肥。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職工會條例》修訂建議，內容嚴重侵犯工人組織工會權利，亦罔顧政府須履行《基本法》及國際勞工公約的責任，我們對修例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當局撤回有關建議。
日前，被《華爾街日報》解僱的香港記協主席鄭嘉如，以私人檢控方式提告，指控資方抵觸《僱傭條例》有關「防止歧視職工會」的條款。案件涉及僱主違反刑事罪行，勞工處實有責任執法，為何竟要受害人自掏腰包聘請律師與前僱主對簿公堂呢？
中國政府向英國申請興建超級大使館，預計規模是現時大使館十倍以上，一旦獲批建成，將成為全歐洲最大規模的中國領事館。事件擾攘持續逾兩年，引發社會爭議，但遺憾地，討論的焦點只集中於該地段的空間規劃問題，例如大型示威會否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及該地段的道路設施能否消化大量人流等，但對於隱藏在背後影響更為廣泛深遠的人權問題，卻未見獲得足夠關注。近年中國政府日益猖獗地進行跨境鎮壓，更經常透過海外設立的機關執行秘密政治任務，特別是針對海外異見人士進行跨境鎮壓，在考慮是否支持興建超級大使館之時，我們真的可以對此視而不見嗎？
繼在美國紐約交易所尋求上市觸礁之後，著名時尚品牌SHEIN（希音）決定轉往倫敦上市，但在當地社會再度引起爭議。中國背景公司SHEIN近年極速崛起，現時市值估計逾600億美元，各國市場理應趨之若騖，何解反而四處碰壁？SHEIN的困境可說是中國模式走進未路的縮影，無論如何包裝外表及追趕時尚，假如賴以發展的奴役制度本質不變，即使可以大行其道於一時，在國際社會也難以找到長遠的容身之所。 過去三十多年，隨著中國經濟搭上全球化的快速列車，大量跨國企業將生產工序移至中國，利用當地血汗工廠及專制制度，肆意壓低生產成本，此種模式不單造就了這些大品牌公司獲取巨額利潤，亦締造了中國「大國崛起」的神話。可是，經歷數十年全球化發展衍生的各種問題，各國政府及公民社會汲取經驗教訓，正在推動不同的政策改變，其中特別關注跨國公司有否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包括海外的投資有否履行環境、勞工及人權等各方面的國際標準。在這背景之下，SHEIN仍然沿用以往一套放任剝削的中國模式，並以此作為競爭優勢，註定與國際社會致力推動的規範背道而馳。 「去中國化」圖提升國際形象 中國資本企業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千絲萬縷，即使是民營企業，仍然會受到中共的嚴密操控，並須配合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及外交需要，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以廉價時裝為國際市場定位的SHEIN，近年銳意推行「去中國化」，被指企圖淡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該公司於2022年正式將總部搬遷至星加坡，註銷了原有在中國的數間公司，在形象上亦十分強調公司的全球化特徵。不過，SHEIN的實質運作仍然高度倚賴作為中國公司的背景，例如絕大部份的生產線仍然留在中國，並且受到中國政府對企業海外上市規條的管制；新冠疫症肆虐全球期間，SHEIN更積極與另一中資巨企TikTok進行互動宣傳，令網上的用戶登記及下載數量錄得驚人增長。 全球抵制強迫勞動產品日益高漲 不過，如果將SHEIN上市面對的阻礙，簡單地歸咎於歐美政客試圖抑制中國的「地緣政治」考量，未免眛於國際社會監察跨國企業的新形勢。無獨有偶，SHEIN在向美國及英國的交易所呈交上市申請後，均在當地被質疑其生產供應鏈欠缺透明度，及未有交代生產過程中有否使用涉及強迫勞動的新疆棉花。很大程度上，這些關注其實也反映了歐美社會大眾消費行為已出現一定轉變，除了著眼於商品的價錢及品質，亦會考慮生產過程有否顧及勞工權利、人權及環境等影響。這類日益盛行的「良心消費」行為，促使各地大企業更多關注社會責任的形象，並向公眾提高其生產供應鏈的透明度。隨著國際監管機構先後發表報告揭示新疆強迫勞動的問題，近年不少知名國際品牌如NIKE、ADIDAS及UNIQLO等，已先後公開表明不會使用新疆棉花，以此維護公司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 除了消費模式的改變，國際社會近年對跨國企業投資行為的監管法規，亦早已不限於針對這些企業的直接營運，而是擴展至他們的生產供應商及合作伙伴。例如，歐盟去年通過了「企業永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英國則訂立了「現代奴隸法案」（Modern Slavery Act），美國及加拿大更實施了可禁止強迫勞動產品入口的法規。這明顯已是國際大勢所趨。因此，當SHEIN的業務代表在英國國會出席委員會聽證時，多番拒絕透露有否使用強迫勞動棉花，只表示公司並無直接擁有任何工廠設施，以為可藉此開脫責任，被議員形容為「蓄意的無知」。 中國供應鏈未能擺脫血汗工廠模式 其實，中國政府自十多年前已開始大力推動所謂「騰籠換鳥」，期望將廣東產業及勞動力轉移升級，但成效不似預期。從SHEIN供應商的工作條件可見，中國仍然未能擺脫以往血汗工廠的生產模式。英國媒體BBC記者走訪SHEIN供應鏈位於廣州的工廠，便發現大部份工人每天早上8點工作至晚上10點，每月只得一日假期。調查顯示，受訪工人每月基本工資平均只得2,400元人民幣，面對生活成本不斷上漲，只好以拼命加班來維持生計。廉價時裝王國的風光背後，是極盡壓榨的工作條件。而要長期維持這種高度壓榨的工作環境，又有賴於政治上的高壓管治手腕，例如剝奪工人組織工會及發動罷工的權利，使工人不能作出有組織的反抗。隨著SHEIN在英國上市的申請進入審批階段，可以預期，這類揭發供應鏈剝削的報道，將會持續在國際媒體曝光。 SHEIN在英美上市受挫的經歷，相信不會是孤立例子，因為如今被質疑的不是一間企業，而是背後整個以專制政治壓榨勞動力的生產制度。或許，SHEIN今天面對的困境正好說明，以往備受吹噓、持續增長的「中國模式」，也正在走向它的盡頭。
奪命工業意外在香港接連發生，單是11月份，已奪去六名工人的生命，觸目驚心。每一個不幸離世的工人，背後都有深愛他們的家人和親屬，每當想到這些破碎基層家庭的處境，更是令人傷痛。從勞工處最新公布的數字顯示，2024年上半年工業意外死亡數字，與去年同期比較，由9宗增加至11宗。其中工傷意外重災區的建造業，今年上半年的意外數字亦由1397宗增加至1443宗，反映情況不單未見改善，更有惡化趨勢。政府高官重覆地講「一宗都嫌多」，意外卻是一宗緊接一宗地發生，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勞工處官員呼籲業界不要「貪快貪方便」，口口聲聲會加強教育及宣傳，其實只是將責任轉移至個人身上，迥避了問題背後更核心的制度成因。須知道，員工自然需要時刻保持職安意識，但身處工地之上，工作環境、設備和所用工具，都不是員工可以自行話事；工聯會議員提出仿傚內地設立舉報機制，讓舉報違規個案的員工獲得獎金，只是將「篤灰文化」引入地盤，徒令前線工人增加壓力和矛盾衡突。勞工處無能，未有做好監督巡查檢控本份，絕無理由將責任推給員工。歸根究底，這些將社會問題聚焦於個別不當行為的建議，客觀上只是協助掩飾隱藏於背後鮮血淋淋的吃人制度———違例懲罰過輕、多層分判制度及投標價低者得，已有系統地形成社會對職業安全的蓄意疏忽。政府如不痛定思痛，盡快扭轉產生問題的制度根源，恐怕難以抑止持續不斷的工業意外繼續發生。 違例判罰過輕 縱容人為悲劇 人命無價，如因僱主疏忽引致致命工業意外，必須予以嚴懲，才能產生阻嚇效果。可是，以往法庭判處違例僱主，一般幾萬元罰款了事，一直為人垢病。縱然政府去年4月通過修例加重違例罰則，將最高罰款由50萬增至300萬元，仍然欠缺成效。今年4月，法庭判決首次引用新例檢控的一宗致命工業意外違例案件，結果只判僱主罰款5萬元，與修例前罰款無大分別，反映人命依然被賤待。是次判決懲罰明顯過輕，政府官員卻認為法庭判決「沒犯錯」，拒絕提出上訴。雖然法例有訂明監禁刑罰，但以往亦鮮有公司董事因違反職安條例被判處監禁。如此輕輕「放生」違例僱主，一條生命以區區數萬元了事，變相是縱容這些人為悲劇繼續發生。 更令人氣憤的是，當初政府建議修例時，原有方案設有針對嚴重罪行「與營業額一成掛鉤」的最高罰款規定，即是不設金額上限，這對於工程費動輒數十億元的財團而言，會產生真正的阻嚇力。但由於商界議員強力反對，政府便急急讓步，大幅降低最高刑罰金額。當時代表建制工會的一眾勞工界議員，無人對政府讓步提出反對，亦有份造成今天修例成效不彰的惡果。 層層外判罪魁禍首 職安責任不容外判 除此以外，建造業多層分判的長期陋習，令承建商不單將工程外判，連保障工人職業安全的責任也一併外判出去。承建商只關心施工效率，但求保住高額利潤，下線判頭以甚麼手段趕工，如何壓縮成本，任由他們各出其謀。一些無良判頭更不擇手段，為免影響地盤職安紀錄，甚至要求員工隱瞞呈報工傷或私了意外事故。這些地盤長期積存的惡習，令監管制度淪為兒戲，滋長為求趕工、不惜犧牲職安標準的劣質文化。現時勞工法例有明文規定，下線分判商走佬拖欠薪金，大判須承擔代償工資責任。但對於職業安全事故方面，卻未見有清晰界定大判的法律責任。政府必須從源頭解決問題，限制地盤多層分判，及明確規定總承建商須為分判商的職安意外承擔「共同責任」。 引入合約標書職安計分制 刻不容緩 價低者得的投標制度，與多層分判制一樣，對工人禍害不淺。部份承判商為了投得標書，刻意壓低各項成本，以提升中標機會，就連關乎工人生命的職業安全也不顧。有關注工傷的團體便舉例指出，價低者得的投標制之下，承建商會傾向採用價格低的竹棚，而放棄使用較安全的金屬棚架，成為了高空墮下工業意外的一大元兇。政府雖然多番表示，如果承辦商涉及職業安全嚴重違規，將被剔除參加投標的資格。但這做法難以杜絕無良僱主以不同公司的名目投標，而且等待有意外發生才採取行動，亦未能防患於未然。政府實應該就職業安全引入投標評分制，而且須佔整體評分關鍵比重，以此豉勵承辦商入標時增加投放人手、資源及培訓以做好職安健，方為上策。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絕不應建築於犧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之上，眼見一個一個的生命，不斷被無情的吃人制度吞噬，手握政策大權的人，卻一直只是空談「高度關注」，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Graphic credit: rfacantonese
英國的Vodafone與Three UK合併計劃，近日獲得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CMA）的初步支持。CMA於本月5日表示，考慮到兩家公司合併後將投資推動英國5G網絡，以及為消費者提供短期的保障措施，均有助釋除早前有關削弱巿場競爭的疑慮，故認為合併計劃有機會通過。CMA同時發出在《補救措施工作文件》要求兩家公司在推動5G網絡投資項目及消費者保障範疇上作進一步承諾，CMA 將於 12 月 7 日或之前作出最終決定。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2022年上任時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高調提出「搶人才」，政府表示截至今年9月底，各項輸入人才計劃共24萬宗申請獲批，不足兩年間，約16萬人才攜同家人來港。主事官員表示超額完成當初訂立目標，為此沾沾自喜。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更明言香港仍然存在人才荒，所以會繼續擴大輸入海外人才，並且推出了新計劃銳意吸引更多年輕技術專才。
李家超和一眾官員不斷自我吹眠，滿足於「關鍵績效指標」（KPI）數字遊戲，難怪有國際媒體揶揄他是「KPI Man」。主事官員為求跑數達標，降低門檻加快批核，卻從未關心最核心的問題：香港為甚麼會出現人才荒？到底香港需要的是甚麼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