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勞權監察在五月27日在首屆「在英港人勞動節」(Hongkongers’ Labour Fair) 中,展出包括2005年世貿會議韓農示威、紮鐵工人罷工、碼頭工工人罷工等多件香港工人運動中重要時刻的照片及物品,訴說香港工運歷史,繼續將香港勞工抗爭的聲音,帶到國際工人運動的平台。
自主工運的萌芽階段
香港自主工運最早可由六七暴動後講起,當時由於親中或親台工會遭到挫敗,亦失去民心,不能扮演工人階級的代表,愈來愈多工人繞過親中親台工會自發組織工業行動,爭取加薪及改善工作待遇。同時,為了填補這個空隙,一些勞工團體便相繼成立及投入服務。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簡稱工委會)在推動早期自主工運方面,發揮了重要影響,及後更過渡成為職工盟。七、八十年代可說是勞工法例改革的黃金時期,許多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保障,包括休息日、有薪產假、有薪病假、有薪年假及遣散費等,均是工委會及其他勞工團體從無到有,向政府持續施壓,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成果。
職工盟成立:從八九民運到九七回歸
踏入八十年代,勞工團體除了介入勞資糾紛,及爭取改善法定保障之外,亦開始協助工人成立工會組織。與此同時,隨著公共服務的發展,一些白領及專業的獨立工會亦應運而生,例如包括教師、社工、護士在內的職業工會。及至八九民運爆發,終以中國政府血腥鎮壓收場,大量學生及工人領袖被通緝及判監,事件令港人憂慮九七回歸後,自由及人權將面臨大倒退。因此,八九民運直接加速了各自主工會結盟的過程。
1989年職工盟的籌委會成立,至1990年9月29日正式宣佈成立,由25個工會成為創會成員,代表會員九萬七千人。
從反對「新自由主義」到反對《廿三條》立法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的經濟迅速陷入衰退,危機轉嫁至工人身上,推出包括削減人手、薪酬、福利等「瘦身」措施,令勞資關係惡化。在與工人一起爭取權益的過程中,職工盟期望不僅為工人解決燃眉之急,更希望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爭取長遠保障。
政府在財政赤字的陰霾下,亦企圖推行「公營服務改革」,大量推行合約制聘用模式,背後無非是要減少對公共服務的承擔。2002年7月,「職工盟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委員會」參與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發起的「反立法(減薪)、要協商」大遊行,共三萬五千人參加,成為自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遊行。
從爭取經濟民主到政治民主
及至香港經濟復甦,但香港工人並未分享經濟成果,社會愈見不公平,因此才爆發了2007年紮鐵工潮、2008年維他奶、屈臣氏及雀巢工潮,及至2013年的碼頭工潮。在碼頭工潮,工人獲得社會廣泛支持,合力對抗地產霸權,被視為是「社運工會主義」的示範。
自主工運的信念始終如一,就是「自主與民主」。生於憂患年代的職工盟,見證過中國民主運動遭暴政血腥鎮壓,更加明白到民主的可貴及不可取替。為了爭取2017年實現普選行政長官,香港民間社會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職工盟全力響應「佔中運動」及參與其後引發的雨傘運動。
在職工盟於2014年9月28日晚上,緊急通過於翌日發動全港大罷工。這是職工盟成立以來首次發動的政治性罷工,及後亦有不少工運人士在運動尾聲,如時任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副主席郭紹傑及總幹事蒙兆達,分別被以參與、組織或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罪名拘捕。
《國安法》之後?
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對於很多香港工人來說,這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覺醒。當年八月五日的政治罷工,估計有三十五萬人參加,其後亦催生了「新工會運動」。可是,這次運動釋放的龐大能量面對極權及疫症的雙重打撃,未能有空間持續發展。香港工運進入了「極權主義時期」。過去一年,香港共有六十多個工會解散,包括職工盟及教協。但即使香港政治環境如此惡劣,仍有香港勞工為自己的權利站出來。香港勞權監察會繼續在海外為香港工人發聲,透過公眾教育、研究、國際游說等將香港勞工的聲音帶到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