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過去30年，自主工運與香港人風雨同路，見證了不少時代變遷。以下展示了部份由1990年代至今的工運事件，反映了香港自主工運發展的起伏跌落，當中結集了無數工人和組織者的犧牲和努力。
「人類與極權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 米蘭昆德拉
政權的逼迫不能消除我們的信念。在今天的香港，雖然過百個工會在政治陰霾下被迫解散，但香港自主工運未完。未走完的路，必有後來者。記住這些工運歷史，好好保存這些抗爭記憶，本身就是一場抗爭。
1995｜玫瑰園外勞工潮
港英政府於九七前興建赤鱲角新機場，表面富麗堂皇的玫瑰園計劃，卻是建築於工人血汗之上。政府為興建新機場輸入大量外勞，但未有監管他們的待遇。最先遭揭發的是，300名福建外勞遭中介勞務公司剝削，每月逾半工資被尅扣，及後工潮更蔓延至菲律賓、泰國籍機場外勞，涉及人數逾3000人。
1995｜議會戰線修改勞工法例
港督彭定康引入新九組選舉，大幅擴大原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使民主派歷史性地獲得過半數議席。職工盟連同親勞工的民主派議員當選後，即提出一系列勞工法例改革，並表明會以私人法案方式推動立法，迫使政府同意將病假及產假薪酬由三份二增加至五份四，並在法例中新增「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的保障條款。
1998｜亞洲金融風暴觸發大量工潮
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衝撃，企業財團肆意推出裁員、減薪及削福利的方案，將經濟危機轉嫁工人，觸發大量勞資糾紛。例如香港電訊在盈利過百億元之下，提出員工減薪一成，工會發動3000員工舉行集會，迫使資方撤回方案；香港飛機工程公司更是一年內減薪四次，員工不甘受壓，罷工三日進行抗爭。
2003｜反對廿三條立法
政府強推廿三條立法，工會組織擔憂法例一旦實施，組織工會權利和工業行動將會被當局以國安為由打壓。不同界別亦紛紛提出法例可能削弱法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的擔憂，7月1 日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立法。職工盟除動員會員參與，亦派出大量義工支援糾察工作。香港人成功以浩瀚的人民力量，迫使政府撤回立法。
2005｜抗議世貿
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反全球化示威者雲集香港，包括逾千韓農，抗議世貿協議影響他們的生計。職工盟與民間團體組成「民間監察世貿聯盟」，擔當統籌在港抗議活動的角色，期間大批示威者為接近會場與警方爆發衝突，並導致數百人被捕。是次抗爭成功阻止世貿達成新的協議，亦令香港人認識全球化問題上了寶貴一課。
2005｜英航、惠康清潔歧視工會罪成
英航機艙服務員工會主席吳敏兒因接受傳媒訪問，被公司指違反員工守則，並向其發出警告信。吳不滿公司壓制工會言論，向勞工處舉報資方歧視工會，並告上法庭。英航在法庭開審前，承認控罪及遭法庭罰款，成為香港首宗歧視工會罪成案例。同年，惠康清潔公司報復員工追討假期薪酬，解僱了四名尋求工會協助的職工，在法庭經審訊後被裁定歧視工會，被判罰款23萬元。
2008｜維他奶、屈臣氏、雀巢工潮
三間知名飲品牌子的運輸工人不滿資方長期壓抑工資及佣金收入，於當年夏天接連發動罷工。最先是200名維他奶員工成功以罷工爭取加薪4%，繼而400名屈臣氏員工及200名雀巢員工亦發起工業行動，分別獲資方答應加薪5%至8%。罷工過後，三間公司工人各自成立了工會，繼續在職場爭取合理待遇。
2010｜杯葛大家樂
最低工資法例實施前夕，連鎖快餐集團大家樂突然扣減員工的飯鐘錢，此舉被視為利用法律灰色地帶，抵消最低工資需要支付的額外薪金開支。大家樂主席陳裕光當時更身為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竟然帶頭逃避僱主責任，激起全城憤怒。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於是發起全城杯葛日，結果在行動日前大家樂讓步，宣佈保留員工「飯鐘錢」。
2011｜最低工資立法
經歷長達12年的爭取，最低工資終於成功立法，是主權移交以後最重要的勞工法例改革。在這段期間，職工盟聯同眾多基層工會及民間團體，由政府外判、大學、資助機構到快餐集團，一步一腳印，爭取改善各個機構的基層工資水平。最低工資立法後，逾30萬基層工人獲加薪，但其後水平調整卻嚴重滯後，令受惠人數不斷萎縮。
2013｜碼頭工潮
碼頭外判工人長期受到資方剝削，面對低薪、長工時及惡劣工作環境，終於忍無可忍發動罷工。碼頭業職工會於葵涌貨櫃碼頭外搭建帳篷，工人連日通宵留守，聲援者絡繹不絕，形成一條壯觀的碼頭村。及後罷工移師至中環長江中心，直接要求背後大老闆回應工人訴求。罷工期間工會成立罷工基金，市民反應熱烈，一個月內籌得890萬元，以支持工人生計。罷工最後持續40天，終於取得加薪9.8%及改善工作環境的成果。
2014｜雨傘運動
人大通過「831決定」扼殺香港真普選，觸發9月28日數萬市民前往金鐘政府總部參與抗爭行動，卻遭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鎮壓。職工盟晚上緊急通過發動政治罷工抗議，包括來自教師、社工、飲品工人、碼頭工人等不同行業的工會響應。佔領運動持續79日，期間職工盟與其他民間團體投入各項支援，並積極連結國際工運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獲得來自30多個不同地區工會及國際工會的聲援。
2017｜海麗邨清潔工罷工
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發動罷工，抗議外判商為逃避遣散費，迫使員工在完約時簽署「自願離職信」。事件揭發政府對外判商缺乏監管，新舊外判商合謀欺騙工人，令員工的服務年資付諸流水。清潔服務業職工會聯同當區區議員協助員工罷工十天，並向房委會施壓要求介入，終於取回應得血汗錢。是次工潮激勵其他多條屋邨工人起來抗爭，迫使政府同意修改外判政策，引入約滿酬金制度及修改工資計分制。
2019｜反修例運動
政府強推引渡逃犯條例修訂，觸發持續多月波蘭壯闊的反修例運動，並以爭取五大訴求作為共同目標。8月5日多達35萬人參與政治罷工，來自不同職業的工人經歷了政治覺醒，其後更紛紛組織工會進行持久抗爭，掀起了一場「新工會運動」。運動期間教師、醫護、金融、航空、公務員等不同職業群體，均曾發起行業集會作聲援。及後有市民自發成立「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目標是聯合各行各業的工會力量，為長遠發動影響力更大的政治罷工作準備。
2020｜醫護罷工救港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政府官員怠於防疫，拒絕封關，無視病毒於社區散播對於醫療體系及人命安全帶來的威脅。經過多次反映不果，醫管局員工陣線發動分兩階段一連五天的罷工，要求與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對話，並立即全面封關堵截病毒來源。是次罷工多達8000名醫護參與，為香港工運史上最大規模醫護罷工，雖然訴求未竟全功，亦迫使政府封鎖部份高危關口及引入檢疫措施。
2020｜國安法實施
面臨國安法實施，20多個工會聯合發起會員公投，結果顯示絕大部份人反對引入港區國安法，但投票人數不足通過最低門檻，未能發起聯合罷工。國安法實施後，政權大舉清算公民社會異見人士，被捕者當中包括最少八名工運人士。其中五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成員，因出版羊村繪本被控煽動罪，遭法庭判囚19個月。在政治威脅下，逾百工會被迫解散，包括全港最大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以及香港唯一獨立工會聯盟「香港職工會聯盟」。
獨立工運
抗爭未止
雖然面對如此嚴厲的打撃，但香港工人未有停止組織抗爭，他們需要我們的關注，需要國際社會更多的聲援。
2021｜太古可樂、Foodpanda 罷工
縱使政治控制日益嚴厲，被剝削的工人仍然沒有放棄抗爭，工潮事件始起彼伏：30多名太古可口可樂工人發動罷工，反對公司改制及減薪；數十名 建築工人堵塞地盤出入口，抗議承建商拖欠薪金;約 300 名 Foodpanda 送遞員發起罷工，反對不合理對待，成功令旗下的生活百貨購物平台 Pandamart 陷入癱瘓。
這是一條
未走完的路。
工人抗爭的種子已在社會散播，在這條路上，未來必有後來者，繼續這未完成的工運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