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蒙兆達 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
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
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
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札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企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
工潮背後﹕不起眼的組織工作
雖然經歷了數次行動「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
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
公眾響應 扭轉局勢
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
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
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盡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
縱使對手寸步不讓 難阻抗爭浪潮
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
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星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
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
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札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
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