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在2022年二月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談到離開香港的前思後果，以及在英國如何繼續關注和監察香港勞工議題。
原文於2022年2月22日刊於自由亞洲電台
在我離開前一個月，有國家指派下來的中間人約我見面，一個月內約見我三次。
蒙兆達
記者：呂熙
英國啟動BNO簽證計劃後，掀起香港大規模移民潮，然而不少港人卻形容「這不是移民，而是走難」。對於政治高危人物而言，BNO簽證更如同「逃生門」，拯救他們投奔自由。他們當中，有人到英國後選擇隱姓埋名，低調生活；也有人努力尋找新的定位，希望能在外繼續為在港戰友發聲，盼望有一天能重回故里。這一集，我們來傾聽香港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的移英故事。
「我在這裡特別想和屬會以及香港人，講聲對唔住，我哋職工盟撐唔到落去啦！」2021年9月19日，香港職工會聯盟（下稱「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宣布，職工盟將啟動解散程序。
當時已身在英國的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透過片段看到在港戰友淚灑記者會，心情矛盾而複雜。「職工盟解散，就好像自己心口被挖了一個大洞，好像生命很多重要的部分都被挖空，是很難填補的空虛感。」
投身工運26載，眼看耗盡半生青春建立的職工盟頃刻被瓦解，蒙兆達腦海浮現一個個昔日戰友的面孔，包括仍然身陷牢獄的前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以及前主席吳敏兒。
一個月內三度「被喝茶」 劍指李卓人
就在職工盟宣布啟動解散程序前兩天，蒙兆達坐上飛往英國的航班，並公開宣布辭去職工盟總幹事一職。這個決定，艱難而痛苦。其實在離港前一個月，他也曾嘗試力挽狂瀾，希望保住有31年歷史的職工盟。
「在我離開前一個月，有國家指派下來的中間人約我見面，一個月內約見我三次。」去年八月中旬，有人開始接觸他，他一度疑惑應否赴約，但和職工盟核心成員商討後決定應約，盼能在風高浪急的局勢中掌握更多資訊，以評估職工盟可否支持到最後。
會面期間，對方不斷查問職工盟接受外國資助的問題。蒙兆達解釋，這些資金是國際工會之間的合作，用於倡議勞工權益的項目，無關政治，不料對方進一步把目標，鎖定在一個人身上。
「對方聽完後沒有罷休，繼續追問我們秘書長李卓人在這些項目中的角色，以及他個人本身對外有何聯繫、收受甚麼資助。我對這些問題拒絕作進一步回應。」
最後一次會面期間，對方明確提出，想轉介蒙兆達和香港國安處見面，回答國安處的問題。「我當然斷然拒絕，我認為沒甚麼要跟香港國安處說。會面後我自己評估情況，我面對的政治風險已迫在眉睫，因為反映政權和國安處已鎖定作為職工盟總幹事的我，是調查對象，同時有機會想透過我去打擊李卓人和職工盟。」
公民組織只是「自願解散」？
當事人「被喝茶」、被威脅出賣戰友的個人經歷，鮮為外界所知，然而自《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這些暗中進行的動作，配合港府高官以至親北京媒體的口誅筆伐，在明在暗，掀起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組織「解散潮」。
去年8月，舉辦大型和平集會已有18年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宣告解散；接著倒下的，是有48年歷史的全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
而一直堅持紀念六四的「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先被港警國安處指控為「外國代理人」，多名常委拒絕應警方要求提交資料後被捕，部分人再被加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組織被迫解散。
壓力下，公民組織逐一倒下。對於外界批評，港府高官總是以一句「自願解散」，把責任撇開。
既是職工盟總幹事 也是女兒的爸爸
民陣、教協、支聯會解散後，擁有78個屬會的職工盟亦岌岌可危。由於擔心家人的安全，蒙兆達去年5月已安排太太帶著兩個女兒赴英，原本以為無後顧之憂，便可以留在香港守住職工盟陣地，履行對李卓人的承諾，但無奈香港政局在幾個月間急速惡化，職工盟核心決定解散，蒙兆達也決定盡快離開香港，無法陪伴職工盟走到最後。
「我很理解自己作為總幹事，是組織的關鍵人物，如果我離開，一定會對組織帶來很大的震盪。但我除了是總幹事的身份，我也是兩個女兒的爸爸，如果我出事要坐牢，我太太就要獨力扶持整個家庭，帶著兩個女兒，為生計和養育承擔一切，這是我很難想像的後果，所以我也被迫要作出痛苦的抉擇。」
從決定到出發，只有幾天時間，連行裝都不夠時間收拾，但蒙兆達更關心的，是向組織核心成員交代決定，並交帶職工盟要務，盡力把自己離開的影響減到最低。而這一切，都必須低調進行。
香港工運不死
作為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一直爭取工人「集體談判權」及最低工資，也曾推動多場工運，包括2007年持續36天的「紥鐵工潮」、以及2013年歷時40日的「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等。大大小小的戰役，都刻印在蒙兆達心底。
雖然職工盟被迫解散，但他堅信「哪裡有壓逼，哪裡就有反抗」，香港工運不會就此消失。相反，他有信心職工盟撒下的種子已散落四周，工人運動會化整為零，不再由上而下動員，而是在各行各業擴展，推動改變。
在英尋找新定位
雖然已身在英國，蒙兆達的心思仍和香港工運戰友緊扣在一起。他計劃和其他移英工運戰友成立非政府組織，繼續關注和監察香港勞工權益情況，包括撰寫有關香港勞工權利狀況的監察報告、在聯合國及國際勞工組織平台，處理香港違反勞工公約的申訴等。
「我們希望可以利用在英國相對自由的空間，去做一些在香港已很難再做的事。把香港勞工抗爭的消息和需要，帶到國際工人運動的平台上，希望國際工運力量繼續保持對香港工人抗爭的支持。」
移居英國4個多月，他形容自己已比很多人幸運，一家四口可以在異國團聚，新生活亦適應得不錯。努力融入當地生活之餘，他仍寄掛香港情況，繼續緊貼香港消息，並珍惜在自由國度為香港發聲的機會。上個月，他和太太及朋友一同參與當地支持香港新聞自由的活動，希望讓仍在香港生活的朋友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BNO簽證——逃離災場的一扇逃生門
英國政府啟動BNO簽證計劃一年間，成千上萬港人離開香港，到英國投奔自由，當中包括像蒙兆達一樣的政治高危人物。有人到英國後選擇隱姓埋名，低調生活；也有人像蒙兆達一樣，努力尋找新的定位，希望能在外繼續為在港戰友發聲。對他而言，BNO計劃為他提供了救生門，拯救他逃離巨大政治風險。
「我覺得就像一個逃生門，就像香港是一個火場，火燒得愈來愈厲害，BNO簽證就像提供了一個逃生門，讓你有機會可以逃離災場。」
離開是為了回來
他和很多移民港人一樣，離開只是別無選擇，始終盼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香港重聚。「大家仍然有一個盼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回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而這個屬於自己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香港。」
他說：「這個身份認同是無可替代的，並不是由你拿著的護照的顏色、或你所居住的地方決定。這個身份是源於你的所思所想，源於你所相信的文化和價值。所以無論到哪裡，大家都很清楚，大家是香港人，這是不會改變的。」
被問到對於留下來的人，有甚麼想說，他緩緩吐出這一番話：
「當覺得疲倦，當覺得受挫折時，大家要對自己好一點，唔好一味『頂硬上』。大家要保重自己，這是一場長期作戰，一定要鬥命長。雖然我已不在香港，但仍然很希望他們知道，我的心沒有改變，仍然很想和大家一同並肩作戰。」
對於無數離散港人而言，「離開是為了回來」，在重聚以前，願你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