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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最低工資增幅較港高逾一倍 一年一檢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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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上周宣布,明年4月將國民生活工資( National Living Wage)由現時每小時10.42鎊(101.8港元)增至11.44鎊(111.8港元),增幅9.8%,涵蓋範圍由現時的23歲及以上僱員,擴大至包括21至22歲全職人士。英國在1999年設立最低工資制度,每年調整一次工資水平,到2016年更推出國民生活工資,作為25歲以上勞工之最低工資率,國民生活工資與入息中位數掛勾。由2011年到明年,英國最低工資上升88%,反觀香港自2011年推行最低工資至今,工資水平只增加43%,兩地增幅相差逾一倍。港府遲遲未肯落實最低工資一年一檢,令基層僱員工資長期滯後。

香港當年設立最低工資制度前,政府官員及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曾到英國取經,考察當地實施最低工資的經驗。英國在1999年推行最低工資制度,在1997年7月設立獨立的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就最低工資的適用範圍和最低工資水平向政府提供意見。委員會成員包括僱主、僱員及及學術界的代表。勞工處在2008年8月曾發表考察報告,大讚英國最低工資制度運作良好,指英國之行提供有用參考資料,其中一點是「英國以相當審慎的方式制定首次的最低工資額,故此所訂立的工資水平亦較保守」。其後香港最低工資不但同樣以超低水平啟動,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組成也抄足英國的低薪委員會。

英2016年推國民生活工資 與入息中位數掛勾

香港過往對英國最低工資模式趨之若鶩,最主要原因是英國政府和低薪委員會最初均強調最低工資非生活工資,釐定工資水平時不會考慮工資是否足以維持生活水平,完全符合港府的口味。不過,民選政府始終要向選民交代,2015年,英國保守黨為兌現選舉承諾,宣布在2016年4月起推出國民生活工資,以作為25歲及以上勞工之最低工資率,25歲以下則繼續推行國民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 )。有關政策最重要的變動是將國民生活工資與入息中位數掛勾,目標是2020年國民生活工資水平達到英國入息中位數的60%,到2024年再增至入息中位數的三分二。

除了將國民生活工資與入息中位數掛勾,英國商業、能源及產業策略部在2020年提交低薪委員會的文件指出,政府目標是在2021年將國民生活工資適用年齡下降至23歲的勞工,並在2024年進一步降至21歲。結果,英國政府也兌現承諾。財相侯俊偉(Jeremy Hunt )11月21日宣布,明年4月起將國民生活工資適用年齡由23歲下降至21歲,以及將國民生活工資由現時每小時10.42英鎊增至11.44英鎊,增幅9.8%,降低年齡門檻後,21歲及22歲勞工的工資更由10.18英鎊增至11.44英鎊,增幅12%。至於18至20歲青年的最低工資水平,亦由現時7.49英鎊增至8.6英鎊,增幅14.8%;18歲以下青年及學徒的最低工資則上調超過20%至每小時6.4鎊。據英國商業和貿易部估計,有關改動將有270萬名勞工受惠。

抄足英國模式 一年一檢卻拒跟隨

香港在2011年推行最低工資,與當時英國模式非常相似。不過,英國低薪委員會每年定期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的做法,港府卻選擇性未有跟隨,多年來堅持兩年一檢。到2016年英國政府回應市民訴求,設立國民生活工資,進一步改善基層收入,但港府對最低工資的立場卻十年如一日,至今仍拒絕將生活需要納入釐訂最低工資水平的考慮因素。

最低工資委員會每次調整最低工資水平時,均強調是以數據為依歸,一系列指標包括經濟狀況、勞工巿場情況、競爭力及社會共融,經濟狀況及勞工市場情況尚且有數據分析,社會共融又如何計算﹖說得白一點就是委員之間的政治協商,儼如閉門造車。英國擬定國民生活工資的組織,雖仍舊由低薪委員會負責,但由於政府已訂立具體目標政策,委員會按機制檢討,總算有根有據

最低工資累積增幅 港43%VS 英88%

香港最低工資實施12年,由時薪28港元起步,前後經歷六次檢討,到今年5月1日才增至40港元,累積增加僅43%,由於政府遲遲未允將最低工資改為一年一檢,按現有機制,明年最低工資將繼續凍結,基層打工仔加薪無望。反觀英國,在一年一檢以及國民生活工資制度下,最低工資由2011年的6.08英鎊,增至2024年的11.44元,累積上升88%,增幅較香港多出逾一倍。

最低工資委員會在今年三月及六月,就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先後兩度展開公眾諮詢,首階段諮詢,大部分意見支持將最低工資檢討周期縮短至每年檢討一次,贊成一年一檢者,認為可考慮用七項指標調整最低工資,其中一項就是生活工資/家庭基本生活,其他包括物價變動、住戶入息及貧窮情況。委員會十月底已將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的研究報告,提交至特首李家超,但政府至今未公布研究結果,僅表示會於6個月內就檢討機制的未來路向作決定,是否推行一年一檢、何時推行,統統未交代。
最低工資一年一檢是世界主流,有良心的政府也有責任確保工人獲得的報酬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一個合理的政策有助締造有善勞工環境,推進社會發展,達到互利共贏,官商不應再視為洪水猛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