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樂施會發表新最報告，揭示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嚴重惡化，數字增幅十分驚人。報告顯示，現時香港最新貧窮人口是139萬人，貧窮率達到20%。即是說，現在每五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之下。過去五年間，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住戶的入息差距，更是急劇飆升，由2019年相差34.4倍擴大至今年的81.9倍。
香港出現「愈窮愈見鬼」現象
每當主事官員吹捧國安立法時，例必將今後可消除政治爭拗、「專注經濟改善民生」掛在嘴邊。但結果是，作為改善民生重要指標的扶貧工作，不單未見好轉，貧富差距相較國安法立法之前，更是出現急劇惡化。從報告可見，十等分住戶過去五年的收入中位數，最低收入的三成住戶入收入全線下跌，而且愈貧窮跌幅愈嚴重，正是「愈窮愈見鬼」。至於第四、第五等份，收入雖有輕微增幅，也只是大約1至2%。換言之，社會上有一半人口，在社會「由治及興」之下，經歷的卻是生活倒退或停滯的狀態。
政府偏袒富有階層、刻薄基層
貧富兩極化較疫情前更趨嚴重，其中一個原因，可追溯政府的抗疫政策失誤——偏袒富有階層、刻薄基層，其後遺症一直留存至今。於疫情期間，政府一方面毫花逾千億巨額公帑補助企業財團，另一方面卻凍結最弱勢工人領取的最低工資，可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兩年一檢的機制下，凍結一次最低工資，相等於連續四年無人工加。即使2023年最低工資增加至時薪40元，實質工資購買力仍然未能回復凍薪前水平。將2019年及2024第二季數據作比較，倚靠最低工資維生的低薪族，其工資增幅更是落後整體工資增長差不多一半。
政治高壓必然會削弱工人談判能力
除了疫情因素外，自國安法立法後，香港的公民權利急劇惡化，有組織的工人力量被瓦解，亦不利於收窄社會的貧富差距。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於2022年發表的調查指出，從多個國家的經驗可見，集體談判機制是縮減貧富差距的有效工具。在香港，雖然一直沒有集體談判法例，但以往亦不乏爭取加薪的工潮行動，並且往往可以促成勞資談判改善薪酬。但是，在國安法立法之後，政權肆意打擊有組織的工會力量，收緊對公眾集會遊行控制，令很多工人對參與集體行動心存顧忌，大型抗爭工潮在香港亦絕跡多時。一些僱主見高壓政治形勢有利打壓工會，更單方面宣佈終止與工會行之有效的薪酬談判機制。例如，國泰空中服務員及紮鐵業工人工會，均被資方告知，以後不會參與勞資薪酬談判。由此可見，政治上對集會及結社自由所施加的高壓政策，必然會大大削弱工人談判薪酬條件的議價能力。
為了攏絡商界強行實施擴大輸入外勞
進一步來說，由於政權認受性低落，為了攏絡商界換取支持，強行實施擴大輸入外勞政策，亦對基層的薪酬帶來衝擊。新計劃不單大幅增加建造、運輸及安老等行業的輸入外勞數目，更擴展至飲食、清潔、零售及運輸等各個基層工種。坊間已有不少報導，發現現行輸入外勞所用的行業工資中位數，遠低於僱主聘請本地工人的市價，令工資水平出現下調壓力。當勞工市場相對緊張，本來是工人改善待遇的大好時機，政府卻為配合商界利益輸打贏要，以擴大輸入外勞壓抑工資增長。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以往要推行必會遇上阻力，現在卻在「完善議會」及「愛國者治港」之下，得以輕易出台。
由此可見，貧富收入差距嚴重惡化的問題，除了反映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背後其實隱藏了更大的政治權力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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