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後經濟復甦不似預期，各地掀起企業倒閉及裁員潮，欠薪、減薪、無償加班俯拾皆是。勞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 CLB)數字顯示，2023年全年中國有多達1,793宗工人集體行動，較2022年多出逾一倍，創近7年新高。中國經濟不景氣，引發不少勞資糾紛，加上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社會躁動儼如隨時爆發的活火山。
勞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 CLB)，從2011年起開始建立在線地圖數據庫，整理出中國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紀錄中國各地勞資糾紛及維權個案。中國勞工通訊在網頁發佈的數據顯示，去年中國有1,793宗工人集體行動，較2022年的831宗多出1.15倍。工人集體行動踏入2023下半年開始增加，半年有逾千宗個案，單是11月就有241宗，是自地圖開始收集數據以來單月最高數字。
2023年342宗罷工升1.2倍 逾半出動警察介入
工人維權事件遍布每個省市，其中廣東省佔多數，有516宗；若以行業分類，則以建築業及製造業有最多勞資糾紛，分別有944宗及436宗，相信與中國房地產龍頭企業接連出現債務危機有關。武肺疫情後，中國經濟一蹶不振，不少企業經營困難甚至倒閉，導致大批工人被拖欠薪金，去年工人集體行動中，便有多達563宗涉及欠薪，有211宗因遷廠或關廠而引致糾紛。
眾所周知，中國工人沒有罷工權。工人往往被迫到退無可退的地步才罷工，卻因沒有工會掩護而令維權的風險倍增。2023年有342宗維權行動最終演變成罷工，較2022年155宗多出1.2倍。舉例說，單是2023年10月16日，「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在廣東省佛山，湖南省衡陽及四川省成都三地收錄到貨車網約平台「貨拉拉」（香港稱為Lalamove）司機的罷工，抵制平台在多地實行新訂單模式，嚴重影響收入。這是貨拉拉司機繼去年5月後再一次發起罷工，最後政府介入，事件不了了之。
中國過去年一年罷工數字激增，但抗爭往往於萌芽階段便被政府出手扼殺，以武力鎮壓。去年工人抗爭個案中，181宗有警察出動介入，有7宗個案的工人因追討欠薪和要求賠償金抗議而被捕。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Nike、adidas等運動品牌的供應商浙江嘉興廣越製衣廠去年四月因大幅減薪引發逾千名工人罷工抗議，警方介入後多人被捕，罷工最後被迫告吹，工人重返工作崗位，僅部分人獲工資補償。去年11月，位於杭州的台資得力實業有限公司宣佈搬遷，觸發大批工人罷工，政府出動大量警察組成人鏈應對工人罷工。
工會不作為 爭取勞權靠自己
中國工運另一「特色」是工會不作為。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工會組織叫中華全國總工會，1925年5月1日創立，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機構，維護工人權益自然不是其首要任務，最重要還是維護黨的利益。觀乎過去一年的工潮，工會總是低度介入，甚至為盡快平息事件而出賣工人權益。例如去年五月福建晉江市一家製鞋廠爆出搬遷消息，大批工人聚集在廠外追薪，中國勞工通訊聯絡當地工會，工會卻以工人沒有去勞務站登記等理由推卸責任。去年5月深圳運豐電子廠搬遷爭議中，工人不滿安排發起罷工，數十人走上天台抗議，罷工持續20天仍然膠著，廠方其後以員工曠工為由，啟動自動離職程序。當時工廠企業工會曾介入協商，並向上級工會求助推動談判，但得到的回覆是「目前沒有這個打算」。工會未能代表工人，工人惟有靠自身力量爭取權益，一旦引發激烈抗爭，後果難料。
翻查資料，去年工人集體行動個案是2017年以來新高，在2020年至2022年疫情三年期間，數字創了新低，每年個案數目由802宗至1091宗不等。中國勞工通訊分析，過去幾年，封城等防疫政策導致飯碗不保，工人尚可體諒不是老闆的問題，但疫情結束後，卻因訂單減少導致欠薪問題越來越嚴重，最終一發不可收拾。
9宗維權涉黨政機關 為社會不穩埋下伏線
值得留意的是，去年工人維權行動中，有9宗涉及黨政機關人員，最新一宗發生在去年11月6日，天津薊洲區交通局數百職工連續兩日在大樓門外罷工，抗議局方拖欠9個月工資及5個月公積金。事件無疑是中國政府面臨嚴重管治危機的訊號。
中國疫後經濟復甦乏力，同時受到房地產市場低迷、海外訂單減少及國內需求疲軟等挑戰夾擊，有分析指未來只會出現更多失業及減薪問題。中國自去年6月公布青年失業率達21.3%，創有紀錄以來新高後，便煞停發布有關青年失業數據，直到最近才公布去年12月失業率一下子降到14.9%，失業問題改善，當然不是因為經濟好轉，而是政府重新訂定統計方式，最新數據剔除了6,200萬在校學生，僅以離開學校、進入社會，需要工作的青年為統計對象。政府大費周章「搬龍門」，可以想像青年失業問題對中國領導人造成極大困擾。中國當前經濟危機四伏，不少學者都預示未來經濟只會持續下行。一群前路茫茫的青年，結合在職場上飽受剝削的勞工，勢為中國埋下社會不穩的伏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