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緬甸，兩個地方，同樣經歷了民主運動的重大挫折，香港引入了國安法後大幅收緊公民自由和人權，緬甸則面對持續的軍事獨裁血腥鎮壓。無獨有偶，在專制管治下，兩個地方的Foodpanda工人均爆發了罷工，爭取改善送遞員的工資和權益。
香港 Foodpanda 送遞員：一年內三度發動罷工
11月4日傍晚，中環鬧市馬路上出現了浩浩蕩蕩的電單車車隊巡遊，這是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後，這城市久違了的遊行場面。這已是 Foodpanda工人過去一個月內發動的第二次罷工，及自去年11月以來的第三次罷工。去年Foodpanda 第一次罷工參與人數眾多，令公司旗下 Pandamart被癱瘓，成功迫使資方承諾讓步。但其後送遞員發現資方只是「玩弄數字遊戲」，引入Google地圖計算距離的同時，卻減少了單價，令工資不增反減，跌幅更達10至20%。因此Foodpanda員工相繼發動了第二、第三次罷工。
香港 Foodpanda員工應該預想不到，去年在香港發生的罷工，竟然激發了緬甸受僱於同一集團的送遞員起來抗爭。Foodpanda自2019年將業務擴展至緬甸，縱使緬甸出現嚴重政治動盪也未有撤資，並受惠於疫症令生意急速增長。可是，當地Foodpanda 員工卻受盡專制政治和跨國資本的雙重剝削。
緬甸Foodpanda 送遞員八大訴求
細看緬甸Foodpanda送遞員今年三月罷工提出的八點訴求，與香港的處境何其相似。他們發現以直線計算距離的曼哈頓計算法不能反映實質距離，因此與香港員工一樣，要求改為以Google地圖作計算。送遞員工資的基本單價同樣面對不斷削減，由2020年3月每程1010緬幣下滑至今年3月只剩400緬幣。因應緬甸的政治局勢，本身貨幣已貶值不少，加上入口商品短缺令價格飈升，令不少送遞員連為家人提供食物和必需品也無能為力。
其他訴求包括增加意外保險賠償、提高演算法透明度、撤銷不合理懲罰安排、改善申訴機制等，都是似曾相識，在香港的Foodpanda罷工也曾提出類似訴求。
香港Foodpanda罷工：在狹縫中覓新組織策略
去年香港Foodpanda罷工是國安法實施以來，首次具規模的罷工行動。其時，香港唯一自主工會聯會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已在政治打撃下被迫解散，但當局對於工會組織的政治監控至今仍然持續。因此，與以往大型工潮不同，這次罷工並非由工會組織帶領，而是由少數族裔人士牽頭，他們的族群網絡在籌備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牽頭者更經Telegram建立了關注群組，短時間內招募1700名車手加入，成為發動罷工的有效動員網絡。勞工團體成員則從旁擔當行動支援及協助談判的角色。在政治低氣壓之下，香港的勞工運動正在經歷轉型，在有限空間之下尋求新的組織策略及行動模式。
不過，政治環境對於勞工行動產生的制肘，仍然是顯而易見。例如，即使種種防疫措施已放寬，但禁止大型示威集會的限聚令仍然未見取消。由去年11月以來，即使經過Foodpanda 送遞員已三次罷工，至今仍未有出現如以往大規模工潮發生時的大型群眾集會或遊行，市民亦沒法親身參與表達支持。當零散的員工聚集於中環總公司門外時，亦只能以12人一組，並不時被警方指稱違反限聚令作驅趕。
緬甸：軍事政變下的罷工
緬甸 Foodpanda員工今年三月發起罷工，三日後即與資方談判，取得增加每程基本運費至580緬幣的協議。但是，他們第二日復工後，立即發現實收工資少於資方承諾金額。他們於是組織前往 Foodpanda位於仰光的公司辦公室外抗議，但很快便吸引了軍警的介入。雖然員工不斷向軍警解釋，用意只在爭取勞工權利，與政治訴求無關，但在場軍警仍然強硬要求他們立即終止行動。員工想到在民主運動期間，軍警如何殘酷殺害示威者，只好無奈解散示威行動。
緬甸Foodpanda員工發起「零顧客運動」
面對鉅大的生活和政治壓力，促使緬甸Foodpanda員工思考另類抗爭策略：消費者杯葛行動。他們發起了「零顧客運動」（Zero Customer Campaign），透過社交媒體向公眾發放訊息，以消費者壓力聲援罷工工人。他們又以儲存於手提的電話號碼，聯絡從前曾光顧Foodpanda的舊顧客，讓罷工送遞員可直接為他們提供服務，以幫補罷工期間的生計。「零顧客運動」亦獲得在民主運動中的抵抗組織和學生團體支持，積極在社交媒體宣傳及呼籲群眾響應。有大學學生會成員表示，由於工人在反軍事獨裁抗爭中也有積極參與，這令杯葛Foodpanda的行動更易取得群眾的同情及響應。這自然令人聯想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的「黃色經濟圈」，在後國安法時代，當政治打壓令組織的空間日漸收窄，消費者運動是否也可以在未來香港的工運抗爭中發揮更大角色？
曾經，緬甸和香港，兩個地方的民主抗爭是如此轟烈和激動人心，在獨裁政權的壓迫下命運相連。如今再次將兩地抗爭連在一起的，卻是受到同一跨國企業剝削而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
這些跨國企業的發源地，特別在歐洲不同國家，已分別因應平台經濟產生的新形式剝削作出規管，例如重新界定工人身份及制定新政策規管平台經濟下的僱主責任。但在專制的國度，這些跨國企業卻可受惠於當地政府對工人組織的政治打壓，繼續逃避承擔僱主的基本責任，這正好說明民主對於工人抵抗剝削的重要性。
參考資料：
Ben Dunant (2022), “In Myanmar, workers and Activists Take on a Food Delivery Giant“, Novara Media.
